有段时间，网上盛传张亮和杨国福两大麻辣烫巨头的创始人是亲戚，张亮原本在舅舅杨国福的店里打工，学到技术以后出去单干，创立了张亮麻辣烫。
这个说法后来被张亮亲自辟谣了，两人确实有一些关系，但杨国福并不是他的舅舅，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“姑家表姐夫”，并且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交集，但做麻辣烫确实是受杨国福的启发。
这事儿有意思的一点在于，杨国福在事业上并没有提携过张亮，从公开内容分析，两人大概率是属于没有走动的远房亲戚，但张亮就因为“姑家表姐夫”的成功示范，从一家苍蝇馆子开始做起，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事业。
这个示范效应的威力还远不止如此，在杨国福和张亮的带动下，两人的老家哈尔滨宾县，发展成了麻辣烫之都，诞生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麻辣烫品牌，大街上随便一个不起眼的门店，都有可能是连锁品牌的发源地。
在宾县麻辣烫行业最火热的时候，宾县街头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，今天可能还是麻辣烫的消费者，明天就可能进入麻辣烫行业， 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做出这种选择的年轻人当然是聪明的，但客观来说，这种改变人生的选择，更多的是因为他生在宾县，近距离看见了成功。
因为人们对“远方的成功”往往是迟钝的，但对“附近的成功”却非常敏感，比如杭州那个长的像外星人的小个子成功了，你不会起心动念，但要是隔壁二傻子做成了一件事，你自然会觉得“我也可以”。
所以，很多产业都有地域上的聚集性，比如曹县的汉服，灌云县的内衣、昌乐县的吉他，最初可能是某个当地人的天才或意外（后者的可能性更大），在这个行业获得了成功，然后吸引了更多人的加入，最后形成了产业集群。如果你生在某个产业集中地，那么选择进入这个产业就是你的“决策舒适区”，就像你生在山东曹县，就比出生在河南驻马店更有可能去做汉服生意。
人不能想象自己没见过的东西，也自然难以跳脱环境的桎梏去做人生规划。
当宾县的年轻人选择麻辣烫的时候，与此同时，沈阳可能也有一个聪明、勤劳、有野心，愿意从小生意做起的青年，但他的选择大概率是卖烤鸡架，几年以后，宾县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开出了连锁店，沈阳的年轻人却只能在深夜收摊以后，在网上发出灵魂一问“为什么我这么聪明，却始终在社会底层？”
人的命运本质上是“生活环境的延展”，几个初始参数的不同，最终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。
B站有一个叫“非洲飞哥”的up主，80后、农村人、只上过大专，底层打工人专属配置，但飞哥的命运在婚后第三年改变了，这一年飞哥有了女儿，养家的重担让他极其渴望赚钱，飞哥的原话是“前后一年都在想怎么挣到钱，压力特别大，越想越慌”。
很多底层年轻人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，也许是因为像飞哥那样要养家，也许是因为极度渴望自我实现，但局限于认知和人脉，他们往往会尝试一个被做烂的生意，或者学一门存在了几十年的手艺，这样的选择自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
但飞哥最后的选择是去非洲打工，因为他有一个在非洲务工超过十年的父亲。
接下来就是一个很俗套的成功故事，飞哥先是从普通工人做起，在非洲熬了几年之后，发现了当地运输业的商机，于是跟别人合伙搞运输，一年就挣到了一套学区房的钱，有了钱就有了时间，闲暇之余拍了一些展现非洲风土人情的视频，又赶上了短视频的风口。
看过飞哥视频的人，恐怕都不能否认飞哥是个聪明人，但飞哥这种程度的聪明，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十个，但“去非洲打工”这个选项，根本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选择列表里面，因为非洲距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了，不但是地理位置上的遥远，更是人际关系的遥远。所以不论非洲怎样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，跟他们都是没有关系的。
社会学有一个“六度分隔理论”，即：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，也就是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。在六度分隔的基础上，有学者提出了三度分隔理论，既：相距三度之内是强连接，强连接可以引发人的行为。相距超过三度是弱连接，而弱连接只能传递信息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不论是飞哥因为父亲的缘故去非洲，还是张亮因为“姑家表姐夫”的启发做麻辣烫，本质上都是“强连接”引发的选择。
所以，一个碌碌无为的中年人回溯过去二十年，也不必为自己马不停蹄地错过了各种机会而感到懊悔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不论是外贸的火爆，还是互联网的发展，都只是“远方传递过来的信息”，而不是“眼前可供选择的选项”，抓不住这些机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